君子知至学之难易，而知其美恶，然后能博喻；能博喻然后能为师；能为师然后能为长；能为长然后能为君。故师也者，所以学为君也。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。《记》曰：“三王四代唯其师”此之谓乎！

　　陶公少有大誌，家酷貧，與母湛氏同居。同郡範逵素知名，舉孝廉，投侃宿。於時冰雪積日，侃室如懸磬，而逵馬仆甚多。侃母湛氏語侃曰：“汝但出外留客，吾自為計。”湛頭發委地，下為二髲，賣得數斛米，斫諸屋柱，悉割半為薪，銼諸薦以為馬草。日夕，遂設精食，從者皆無所乏。逵既嘆其才辯，又深愧其厚意。明旦去，侃追送不已，且百裏許。逵曰：“路已遠，君宜還。”侃猶不返，逵曰：“卿可去矣！至洛陽，當相為美談。”侃迺返。逵及洛，遂稱之於羊啅、顧榮諸人，大獲美譽。

　　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，既成，公與時賢共看，鹹嗟嘆之。時王珣在坐雲：“恨少壹句，得‘寫’字足韻，當佳。”袁即於坐攬筆益雲：“感不絕於余心，泝流風而獨寫。”公謂王曰：“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。”